■郭英剑
近年来，美国精英大学一直处于舆论与权力的交汇点。最近，面对美国政府的指控与巨额拨款冻结威胁，哈佛大学最终作出回击，该行为一度引发了全球学术界的声援与共鸣。
然而，在这场广受瞩目的对抗中，公众态度却分裂而复杂，甚至有人质疑哈佛及其他常春藤盟校“精英主义”“价值偏激”，指控它们“脱离实际”。这种情绪并非偶发，而是累积多年的信任滑坡的集中爆发。
近年来，在欧美国家，大学这一传统上代表理性与自由的机构正陷入一种令人不安的困境：一方面，它们以“多元”“平等”“包容”的话语倡导社会进步；另一方面，却不断被公众指责为“政治正确的堡垒”。高等教育的公共形象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与重构。这是否意味着大学正在走向“被遗弃的未来”？还是说，它正处于一场艰难但必要的自我反思过程之中？
自由主义如何走向极端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大学经历了一场由内部理念与外部环境共同驱动的深层变革。冷战结束后，自由主义价值观迅速席卷欧美高等教育系统。大学不再只是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中立场所，还被赋予引导社会正义、推动历史进步的使命。但正如所有理想主义浪潮的惯常路径，过度的价值坚持往往演化为另一种极端。当“包容”变成排斥异议，“平等”被绝对化为“结果一致”，“正义”沦为身份政治的工具，大学的价值天平就开始悄然倾斜。由此，我们看到了几种重大的变化。
首先，从价值追求到意识形态化的偏移。最初，这种偏移是出于善意。比如，在课程设置中强化边缘族群文学、历史与思想的研究，在招生与就业中实施“种族优待政策”，在教职招聘中引入“多样性声明”等。但随着这种制度性改革机制的固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大学是否仍然以“学术能力”“研究贡献”为核心标准，是否真正容纳了思想的多样性，而不是仅仅容纳了身份的多样性？
一些常春藤盟校曾因大规模推行“反歧视文化”而广受赞誉，但近年来也频频被爆出排斥保守派教师、拒绝“不合时宜”的演讲嘉宾等丑闻。著名政治学者卢金诺夫和海特在其著作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大学正在“过度保护学生的情绪”，将校园变成了思想过滤的“安全空间”，而非理性对话的竞技场。
其次，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的对峙。自由主义本应包容思想的多样性，但如果走向“强迫一致”，问题就出现了。在许多美国高校中，“学术自由”被理解为对某种价值体系的捍卫，而非维护争议观点存在的权利。越来越多的教师因表达不同政见被暂停工作或解聘。这使得“自由”不再意味着思想碰撞的自由，而成为某种学术道德正统的代名词。
再次，高等教育体制与社会脱节。随着大学商业化趋势的增强，学校逐渐转向以“社会影响力”“公关形象”“社会责任”为导向的治理逻辑。在这种模式下，大学更容易迎合媒体舆论与政治气候，牺牲学术自治去维系公众形象。例如，哈佛大学在反犹主义指控初期的沉默与迟疑，正是出于对多方利益权衡的顾虑。
最后，校园生态的“回音室”效应也越发明显，即网络技术在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打造出一个封闭且高度同质化的“回音室”。这一点在美国顶尖高校中显得尤为突出，特别是在某些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进步主义倾向压倒性占据主导，保守主义者越来越难以发声。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教授考夫曼在2022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在他们所调查的美国150所名校中，每 2.5个自由派对应1个保守派，但在常春藤盟校中，保守派平均只占10%~15%，自由派则高达60%~75%。这种政治生态的高度失衡，无疑削弱了大学，特别是精英大学对社会不同声音的代表性与解释力。
大学为何成为保守主义众矢之的
美国的大学之所以愈加频繁地成为保守派舆论与政策打击的集中靶标，根源在于过去30年大学自身发展逻辑的转变——它们不再是象牙塔中冷静沉思的智识共同体，而是被保守派视为“精英价值的制造工厂”。
保守派的攻击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第一，大学成了“偏见制造者”。保守派的核心指控并不在于美国大学欠缺学术成果，而在于它们“失去了中立性”。尤其在精英大学，右翼政治力量认为大学在性别、种族、身份、环境、社会正义等话题上的立场已不再是“研究问题”，而是带有强烈意识形态导向的“社会工程项目”。
比如，“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DEI）项目在美国大学的扩张成为保守派最集中的批判对象。他们认为DEI将大学资源过多集中在身份政治上，推动“逆向歧视”，忽视了学术卓越和专业能力的根基。
第二，社会阶层断裂下的“精英怨怼”。在美国，大学，尤其是常春藤盟校，原本是社会上升的阶梯，如今却日益被视为精英自我复制的封闭圈层。保守派对美国大学的批判，很大一部分来自底层与中产群体对于精英阶层掌控社会资源的不满。
21世纪后，美国大学尤其是顶尖私立大学的招生愈加偏向特权阶层。哈佛大学近年来多次受到控告，指控其2019届毕业生中大约有28%学生的父母之一或其他亲属是哈佛校友，即具有所谓“传承优势”。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的神话逐渐失效，大学反而成为阶层固化的象征。
第三，大学遭遇公共信任危机。根据英国媒体“大学世界新闻”2024年7月15日的报道，盖洛普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人们对美国高校的信心已降至历史最低点。在接受电话调查的2000名美国人中，近1/3的受访者称对高等教育的信心很低或没有信心。
这一数字背后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即大学越来越远离公众和现实。一个典型例证是在公众面临人工智能、通货膨胀、疫情治理、劳动力结构重组等实际问题时，美国大学的回应却过于抽象化、理论化，或仅仅聚焦在“文化正义”与“身份议题”上。这种脱节使得它们被视为“象牙塔的幸存者”，无法回应时代的根本诉求。
更严重的是，一些大学在政治压力面前频频让步、噤声。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表现引发社会强烈质疑，成为高等教育“失声”的象征。而哈佛大学前校长盖伊被迫辞职的事件，则标志着大学在多重压力下的“责任危机”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第四，保守派对美国大学的抨击虽然具有政治目的，但大学自身角色认知的模糊也加剧了这种误读。一方面，美国大学高举“社会正义”的大旗，将自己塑造为推动进步与变革的先锋力量；另一方面，它们不断强调“中立性”“专业性”与“学术自由”，这形成了话语上的断裂与现实中的不一致，进而导致自由派批评大学不够激进，保守派则批评大学道貌岸然、强行灌输——大学就这样被夹在双重期待之间，动辄得咎。这种身份错位和角色摇摆，也许正是大学目前所面临最大困境的根源。
还能赢回公众信任吗
如果说过去30年间，美国大学的价值理念出现了某种“失衡”，那么今天的关键问题便是——它们能否通过自省重建其社会合法性，能否重新赢得公众信任？这并非意味着要完全回应保守派的批评，而是要在“坚守价值”与“回应现实”之间，找到一条能真正走出象牙塔、走向公众的道路。
在我看来，美国高校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才能真正赢回公众的信任。
第一，拒绝标签化，回归学术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当前，不少美国大学在追求“政治正确”的同时，也陷入了认知封闭与立场僵化的困境。教师与学生在特定议题上只能表达“被允许的正确”，不容许质疑、不欢迎辩论，这与其作为公共理性空间的初衷相悖。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大学不应是道德的祈祷所，而应是探索与质疑的实验室。美国大学要重新赢得信任，关键不在于迎合哪一方，而在于真正营造一个能容纳差异、包容异见、激励深思的思想共同体。这意味着不管是性别议题还是国家认同，不管是殖民批判还是自由市场理论，都应被纳入讨论话题之中。
第二，美国大学需要重新审视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关系应基于契约而非特权。大学的公共资金来源于纳税人，其研究、教育和知识生产必须回应公共利益。而今天，许多高校已经远离了这一社会基础，变得“自我指涉”“封闭自转”。
如何打破这一迷思？有学者提出，大学应加强与社区、行业、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互动。例如，一些美国大学已开设“社区调研实验室”，将学生的课程项目与社区需求进行对接，推动“服务式学习”；也有高校设立“公共政策工坊”，邀请学生参与现实议题并建言献策，以重建知识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可以说，大学要赢得信任，必须以行动重新诠释“公共性”。
第三，在课程与教学改革上，美国大学亟须作出回应。一方面要拓展学生的“跨领域思维”能力，使其能在信息碎片化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泛滥的时代，重拾批判性思考；另一方面，要重启“公民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与多元协商意识。
上世纪初，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就曾强调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的任务是要解决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脱节、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失衡以及教育与生活的背离问题。但如今，许多大学课堂却变成了“价值归边”的场域。重启公民教育并不意味着消解分歧，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共同的理性语境。这既关乎教学内容的设置，也关乎教师自身的引导能力与责任意识。
第四，美国大学必须在文化层面推动转型。今天很多美国高校高举“学术自由”的旗帜，但自由本身并非无责任的权利，它必须与“自我约束”“价值检讨”相伴同行。
在保守派批评最为激烈的时刻，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都经历了沉默与动摇，但这也成为大学“重新定义自由精神”的契机。实现真正的自由不在于规避敏感问题，而在于大学能否有勇气、有能力引导理性的公共对话。
“责任共同体”的文化要求大学不仅要捍卫自身的独立性，也要承担与社会的连带责任。从校长的言行到教师的课堂，从学生的社团到研究项目的主题选择，都应体现出一种更宽广、更深沉的责任感——既对学术，也对社会；既对现实，也对未来。
回归思想的勇气，重塑大学的尊严
如今，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一方面，人工智能、政治极化、公共信任危机等多重力量交织在一起，使高等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另一方面，大学作为人类思想最重要的庇护所，依旧承担着为社会提供批判视野、审美尺度与伦理坐标的责任。
但我们必须承认，很多美国大学之所以陷入困境，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曾主动或被动地放弃了自我反省能力，过于执着某种话语正义，失去了多元视野下的包容与冷静，甚至忘记了知识应当服务公众。正是在此背景下，哈佛大学的抗争才显得如此关键——它不仅是一所名校对政府干预的回应，更是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告诉世界，大学可以犯错，但不能沉默；可以修正，但不能屈服。
大学的尊严不是体现在财富、声望或历史上，而是体现在它是否保持一种思想的独立性与文化的自信力上。这种尊严需要通过“自省”来保养，通过“回应”来延展，通过“行动”来捍卫。
这意味着大学不能仅仅是精英聚集地，还是公共问题的回应者；不能只是象牙塔守护者，还是社会想象的创新者；不能满足于自我验证的逻辑，还要勇于与社会对话。
当然，面对全球范围内的大学信任危机，我们无需恐慌，但应保持清醒。真正的大学精神是在时代最喧嚣之时，依然能回到思想的本源，敢于提出问题，并在争议中守住独立的声音。这种精神并非高高在上，而是在于大学能否保持一种“带着责任的自由”，并在质疑与反思中重新赢得社会的尊重。
大学是文明的火种、思想的驿站，也是社会的良知。唯有那些不惧自省、敢于担当，能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大学，才能真正屹立于新时代的洪流之中，不仅存续，更能引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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